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3月4日文章 西方向外推廣民主,其成本比較容易被合理化和合法化,因為民主是西方社會的普遍認同。但更為重要的是,在當代世界,民主化也是各國人民所追求的目標,是非西方國家的內部需求。這種內外需求的一致性,使得西方國家可以投入大量的人、財、物在非西方國家,培養親西方的民主政治力量。實際上,這種間接的方法,要比傳統的殖民和融資直接占領更為有效,也更具有可持續性。
  西方對發展中民主的干預方式多種多樣。除了推進實現多黨制,培養親西方的反對力量外,也包括有條件的經濟援助。有條件的經濟援助,錶面上冠冕堂皇,即民主、自由和人權,但實際上則遏制著接受這些經濟援助國家各方面權利的發展。西方本身的民主、自由和人權也澎湖民宿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。很顯然,要發展中國家一步到位,到達西方發達國家現在所處的程度,接受西方的前提條件,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。
  西方訴諸於民主化和經濟援助等“軟力量”干預發展中國家的政治,並不是說西方已經放棄了直太平洋房屋接的“硬力量”的干預。“硬力量”仍然在繼續,反恐戰爭之後的美國,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領政策就是如此。西方也有戰略性干預,例如支持反對派,為反對派提供武器。不過,“反對派”的界定就是“親西方”或者“親美”力量。如果執政黨是“親美”和“親西方”的,西方和美國也會支持執政黨來鎮壓反對派。
  當然,對其他國家的干預不僅西方民主國家在做,其他國家尤其是大國也在做。俄羅斯對其他國家的干預也具有一樣的性質,只不過其所使用的方法和資源不同罷了。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是否實行干預,與政體並沒有什麼必然的關聯,而是和國際政治的權力政治邏輯有關聯。冷戰時期的蘇聯直接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,今天的俄國也仍然在繼續干預其周邊國家的事務。烏克蘭就是典型的例子。面臨外部干預的不僅僅是中小國家,很多發展中社會記憶體的大國也面臨這些情況。今天的俄羅斯本身也是這樣。每當選舉來臨,西方可以通過各種方法來影響俄羅斯政治,尤其是通過對反對派的支持。
  近代以來的中國也如此。晚清時期的亂局、軍閥時期、民國時期國民黨內部鬥爭、國共兩黨之間的隨身碟爭鬥,都有外部力量在背後,不同派別的政治力量經常“邀請”外國勢力干預內政。即使今天的中國,儘管沒有反對黨,外部的影響也很顯然。在全球化時代,沒有一個政府有能力可以完全隔離外在的影響,中國亦然。可以想象,一旦民主化來臨,外部力量必然能夠找到合理合法的渠道,來影響內部政治。
  民主政治是近現代政治的象徵。民主從西方向非西方傳播,除了少數幾個國家,大多數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和西方具有共同的制度特征,包括選舉、三權分立、多黨制、媒體自由、結社自由等等。在非西方社會,大多數民主國家也是貧窮國家。到今天為止,這些國家要不仍然處於貧窮水平,要不就是長期陷入中等收入水平。高收入社會,除了那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外,少而又少,典型的就是亞洲的日本和“四小龍”。日本和“四小龍”在早期發展階段都走了非西方的道路,無論是經濟發展模式、社會發展模式還是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上,也就是形成了東亞模式。這些社會最後是否會步入西方那樣的民主,需要觀察,但這些社會畢竟已經通過非西方模式,在短時期內達到了西方的經濟發展水平。這些經濟體的發展有很多經濟和社會原因,但在政治上說,這些社會都比較整合,有能力和外在世界打交道,實現本地利益最大化。這裡需要指出的是,即使日本戰後被美國占領,但日本的政治在自民黨下始終是整合的。這種整合政治使得日本更能有效的把“占領”轉化成為發展優勢。東亞一些社會,在走上了西方式民主之後,也出現了內部政治和社會的分化,既得不到外部的好處,也無法隔離外部因素的對內影響。
  總之,對大多數發展中社會來說,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剋服弱政府和政治制度不穩定的情況。弱政府和政治制度不穩定,為外部干預提供製度條件,而外部干預反過來又促成內部的繼續分化和分裂。這是一個惡性循環。不跳出這個惡性循環,這些國家很難得到有序的發展。從這個角度來說,目前烏克蘭、埃及、委內瑞拉等等那些明顯面臨著外國干預的國家的發展,非常值得註意,它們的慘痛教訓也是人們必須思考的。  (原標題:鄭永年:世界政治與“分裂的民主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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